孙中山先生和茶

国父孙中山（1866.11.12-1925.3.12），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。孙中山先生是力主倡导饮茶的。他认为，喝水甚至比吃饭还重要，孙中山先生把饮茶提到“民生”的高度，他在《建国方略》、《三民主义民生主义》等重要论著中明确论述茶对国民心理建设的功能。茶称之为“国饮”确实有据了。

孙中山先生学医出身，他知茶爱茶，对茶有着高度的评价，他认为“茶为文明古国所即知已用之一种饮料……就茶而言，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”。“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，所食者为淡饭，而加以菜蔬、豆腐。此等之食料，为今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”。他在题为《三民主义民生主义》的讲演中说：“外国人没有茶以前，他们都是喝酒，后来得了中国的茶，便喝茶来代酒，以后喝茶成为习惯，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。”但在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中，他提倡饮茶用茶宜简朴，即“不贵难得之货”。孙中山先生还指出，要推广饮茶，从国际市场上夺回茶叶贸易的优势，应降低成本，改造制作方法，“设产茶新式工场”。

孙中山主张实业救国，对旧中国的茶叶生产现状了如指掌，并深感担忧。他明确指出：“茶业种植及制造，为中国重要工业之一，前此中国曾为以茶业供给全世界之惟一国家，今则中国茶业已为印度、日本所夺，惟中国茶叶之品质，仍非其他各国所未能及。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，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，最良之茶，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。”他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及今后的对策。1924年4月，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书写《国民政府建国大纲》。孙中山先生提出今后的对策:“中国之所以失去茶叶商业者……则中国之茶叶商业仍易复旧。”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，孙中山提倡商品流通，货畅其流，以此来促进(包括茶叶等工农业)生产之发展。他在国际发展计划中更有具体表明:“吾意当于产茶区域，设立制茶新式工场，以机器代手工，而生产费可大减，品质亦改良，世界对于茶叶之需要日增，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叶供给之，是诚有利益之一种计划也。”

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是极爱饮茶，尤其爱喝西湖龙井和广东功夫茶。1912年10月，时任国民党理事长的孙中山乘“联鲸”号舰在长江下游考察实业。在芜湖铁山休息时饮到太平茶商侍者给冲泡的太平猴魁，才呷两口就赞不绝口，连称好茶，在茶兴正浓时提笔给茶人南山先生题了一条横幅，内容为“饮杯猴茶如得知己可以无憾”。1916年，他从上海到杭州，特地视察茶店、茶栈，然后品尝龙井茶。到虎跑泉观光，取水烹茗，并赞道：“味真甘美，天之待浙何其厚也！”

郭沫若先生与茶

郭沫若是一位现代诗人，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诗作，而且，还写有大量的纪游是篇。1903年他11岁时就写下了”闲酌茶溪水，临风诵我诗”的《茶溪》一绝。郭沫若也是位剧作家，话剧《孔雀胆》有一段戏，通过人物对白，把武夷山的传统饮茶方法介绍给了观众。

对白如下：王妃：（徐徐自靠坐起）哦，我忘记了关照你们，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？宫女甲：（回身）我们拿的是福建生产的武夷茶呢。王妃：对了，那就好了，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，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，他特别喜欢和很酽得茶，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。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？宫女甲：记是记得，不过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。王妃：你把茶具拿来。（宫女甲起身步至亮厨前……茶壶茶杯之类甚小，杯如酒杯，壶称“苏壶”……容纳一小盘。）王妃：在放茶之前。先要把水烧得很开，用那开水把这茶壶茶杯烫它一遍，然后再把这茶叶放入“苏壶”里面，要放大半壶光景。再用开水冲茶，冲得很满，用盖盖上，这样便有白泡冒出，接着用这开水从这“苏壶”盖上冲下去，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。这样，茶就赶快斟了。怎样斟法，记得的吗？宫女甲：记得的，把茶杯集中起来，提起“苏壶”，这样（提壶作手势）很快地轮流着斟，就像是在这些茶杯上划圈子。宫女乙：我有点不大明白，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划圈子呢？一杯一杯慢慢斟不可以么？王妃：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。

这段戏，简直就是功夫茶的演示。可见郭沫若对茶事的精通。1959年他陪外宾到武夷山和黄山，在欣赏了名山和名茶后写了一首诗：武夷黄山一片绿，采茶农妇如蝴蝶。岂惜辛勤慰远人，冬日增温夏解渴。

启功先生的几件书事：书和茶的接点

启功，字元白，也作元伯，号苑北居士，满族，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。他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、教育家、古典文献学家、鉴定家、红学家、诗人，国学大师。在启功一生众多的成就中，最广为世人所知的当然是他的书法作品，他的书法被称为“启体”，无论是条幅、册页、屏联，均能给观赏者展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，正因为如此，启功的书法被书法界誉为“不仅是书家之书，更是学者之书、诗人之书”。

对启功先生的书法成就，书界、学界已有许多评价，不久前，本刊记者访问了启功先生的得意弟子柴剑虹先生。在攀谈中，柴剑虹先生向我们讲述了生活中启功先生的几件别有情趣的“书”事。

书和茶的“接点”

启功先生爱喝茶，却并不嗜茶，也没有太多讲究。曾有友人举行“茶道会”向启功先生征求题词，启先生即吟七绝一首以答：“七碗神功说玉川，生风不数地行仙。赵州一语‘吃茶去’，截断群流三字禅。”

启功先生极不愿意喝热茶，而愿意饮温茶乃至放凉了的茶水。有时还喜欢将碧绿的好茶叶慢慢用手研成粉末后放入杯中，然后再冲水泡茶。对于普通的花茶或绿茶，启先生也要喝上好几茬，而后也往往不倒掉。

启功先生写字，从不让别人替他研墨。有时，他会把喝过好几茬的茶水注入砚台研墨，常令观者惊讶不已。柴剑虹见到启功先生此举后问启功先生，用茶水研的墨是否兼有茶香、墨香？此中是否还有别的奥妙？启功先生则笑而不答。

刘先生与普洱茶

有些时日没见到刘先生了，突然开始有点想念他的普洱茶了。刘先生算得上是普洱茶的专家了，在云南待了八年，掌握一手制普洱的好功夫。之所以称他为“先生”，是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制茶师傅，而是颇有些江湖侠义说书人气息的茶人。刘先生自己在本地茶城开了家专售普洱的茶店，他是名符其实的骨灰级普洱迷，也是因为他，我喜欢上喝普洱茶。

刘先生，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样貌，而实际上却是70后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们所有的女性同胞都羡慕不已。他瘦削的身子，看上去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可满脸的络腮胡与犀利的眼神，加之在山上待过，还可以隐约看得出一种与在都市里生活的人所不相似的壮实感。据他说，他在山上曾徒手与一只野猪搏斗过，让人难以想象。由此可见，作为男性，他身上显露无疑的侵略欲与战斗欲，看上去像是一位武功高强的侠士。最重要的是他娶到了一个美丽的云南白族姑娘，并生了一个漂亮而霸气的女儿。之所以说他们的女儿霸气，那是因为她遗传了他老爸刘先生的活跃劲。三岁的小姑娘便会泡茶，聪明机灵的小大人，一种女王当道范，走到哪，都能够吸引到别人的注意。据我揣测，这姑娘长大了，一定不得了。

刘先生，很擅言辞，看起来像是个百事通，茶叶、历史、佛学、道学、中医等，他都能说出个一二来，这一点又使得他看起来像是个儒生。某个阴雨天的午后，我和刘先生在茶馆里聊到茶艺和茶道。他从易经和道家学说聊起，提出了一个不错的茶道表演的形式，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，如果好好挖掘，那一定是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的。据他所看到的很多国际水平的茶道表演，都脱不开一个道理，四个字：万法归一。正如《庄子》里庖丁解牛阐述的一样，不管何种形式，最终都会回归到最核心本质的东西，那就是一。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，让我发现刘先生果真是个满腹才华的茶人。

茶人们，都是因为喝到了好的普洱茶，才开始爱上普洱茶。而我，对于普洱的入门，也是由于喝到了一款不错的普洱。刘先生没事的时候都会揣着他的独家私藏上好普洱茶来我们的茶馆，而且每次都会乐此不疲的给我们分析这些茶，久而久之，我们自然都爱上喝普洱了。刘先生在云南的时候，因为在茶厂做普洱工艺研究，所以时常需要深入深山老林去找原料，研究树种，他说，茶叶科学内涵是十分丰富的，包括植物学、化学等，也是他告诉我们，茶叶会有不同香型，是因为茶叶本身所具有的芳香烃类物质，而不是因为茶叶生长的周边环境。我喜欢喝他的几款普洱里有两款生普，两款熟普。尤其是那款有红茶和岩茶工艺香型的纯紫芽用古法制作的普洱，由于原料难得，很难量产，也是他自制的，掌握了一定的拼配比例，所以才显得可贵。

八月的江淮大地，炙热难耐，可是我依然会想起刘先生的普洱茶。高海拔的茶树种，琥珀色茶汤的熟普，入口生津，以及绵滑醇厚的包容感，让人流连。普洱茶本就是“能喝的古董”，生普里的“老班章”更是以男人茶自居。还记得，我第一次喝普洱“醉茶”的就是老班章了。在刘先生那里，让我对普洱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每次到茶馆，刘先生首先都会用试探与引诱式的语气吼道，诸如“98年的普洱啊，要不要来点？”一样的话。我说，“刘先生，我想你还是适合回学校去做研究，教书育人吧，你有这个潜质。”，他却说，“我可不想误人子弟，不到五十岁，我是不敢轻易教授什么的，我只想等到老的时候出一本对后世有用的书，一本关于茶叶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突破的书，也算完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。”

稿件来源：己沫的博客

苏东坡先生的下午茶

宋人吃茶的格局，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。早春二月，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，就被采摘下来，经过蒸青、榨膏，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，方可进行点茶。点茶，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，再冲水，用竹茶筅击拂，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，方可以饮用。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，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。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，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，对“雅”的极致追求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，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。当然，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，借以刷刷存在感的，没有人附庸，哪里来的风雅呢？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，穿上汉服拍照，再发发朋友圈，配上点鸡汤文，不妨事的，真是那块料，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；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，这种“雅”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。

1081年大年初二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、“河东狮吼”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：

轼启。新岁未获展庆，祝颂无穷，稍晴，起居何如？数日起造必有涯，何日果可入城。昨日得公择书，过上元乃行，计月末间到此，公亦以此时来，如何？窃计上元起造，尚未毕工。轼亦自不出，无缘奉陪夜游也。沙舫画笼，旦夕附陈隆船去次，今先附扶劣膏去。此中有一铸铜匠，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，试令依样造看，兼适有闽中人便。或令看过，因往彼买一副也。乞蹔付去人，专爱护便纳上。余寒更乞保重，冗中恕不谨，轼再拜。季常先生文阁下。正月二日。

大意是，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（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），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，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；但又说，如果有人去福建，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。

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，刚刚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。

虽然顶着“千年第一大才子”的名头，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，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、书协主席之类的，原因“你懂的”；当网红更不可能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，然而，网红界的耿直boy，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？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“成功学”完全是反着来的；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“人往低处走”，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，他是个“大写的loser”。总之，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：不合时宜。

但是，东坡最高杰作，却大多是在往“低处走”的阶段创造出来的，比如诗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《前后赤壁赋》；书法《寒食帖》、《洞庭春色赋》等。大概东坡也从未将“成功”当回事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身在何处，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，不会有任何造作，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。

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，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。然而这通《新岁展庆帖》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。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《人来得书帖》被合为一帖，明代大家“董狐”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：“东坡真迹，余所见无虑数十卷，皆宋人双勾廓填。坡书本浓，既经填墨，盖不免墨猪之论，唯此二帖(新岁、人来)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，一洗万古凡马空也”。董狐一向自视甚高，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。该帖历经项子京、安岐递藏，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。所幸的是，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“故宫藏历代书画展”中，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。

在“宋四家”中，东坡书法并不完美，点画肥腴有“墨猪”之讥，结体宽扁有“蛤蟆”之讽。要论技法的多样，姿态的美丽，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。然而又有论者，即所谓苏轼天然、黄庭坚劲健、米芾纵逸、蔡襄蕴藉，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。“天然”二字，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，地位不言而喻。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，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。这种天然，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。而仔细看处，却又笔笔有法。我们在《人来得书帖》中可以体会到。

轼启：人来得书。不意伯诚遽至于此，爱愕不已。宏才令德，百未一报，而止于是耶。季常笃于兄弟，而于伯诚尤相知照。想闻之无复生意，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，下思三子皆不成立，任情所至，不自知返，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。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，悟忧哀之无益，释然自勉，以就远业。轼蒙交照之厚，故吐不讳之言，必深察也。本欲便往面慰，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，进退不惶，惟万万宽怀，毋忽鄙言也。不一一。轼再拜。

“伯诚”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。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，东坡遂去信慰问。虽寥寥数语，却绝无废话，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，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，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。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，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：

知廿九日举挂，不能一哭其灵，愧负千万，千万。酒一担，告为一酹之。苦痛，苦痛。

在克制的情感之下，是涌动的苦痛，真挚的共情，跃然纸上。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，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，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，和我们观看王羲之《丧乱帖》、颜真卿《祭侄稿》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。

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，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《归安丘园帖》了。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，在“乌台诗案”中，章惇虽为新党，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。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，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，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，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。然而风水轮流转，章惇失意时，同样一再被贬，他的儿子流落海南，还承蒙东坡照拂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，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，称“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”，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？只是暂时的蛰伏，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。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、淡然，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、真挚，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？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“互撕”，吃相好难看，这不是斯文扫地，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。

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，可是预想中的《步辇图》、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不知为何并未展出，在参展杰作中，尽管摹本王羲之《雨后帖》和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名头更响亮些，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，单单为了它，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。